“实施电话诈骗需借助两条渠道，一是通信线路，二是银行网络。由于这两条渠道一直监管不力、放任不管，用民警的话说，‘运营商、银行简直是助纣为虐’”，这是陈伟才第三次在全国两会关注电话诈骗。

　　人们关注陈伟才，更多是因为这个做了20年警察的人大代表从去年开始转行到格力“卖空调”，而陈伟才这次“两会”关注的，无疑是他昨日短短八分钟发言的前期工作准备。

　　陈伟才是昨日上午广东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报告的后一个发言代表，他以“虽然离开警队，但警察情结、群众疾苦挥之不去”这样动情的话开头，当他拿出随身带来的“道具”———一块两面分别显示《2013年被骗100亿元电话诈骗利益分配图》和《跨境电话诈骗犯罪集团架构图赃款流向图》的图表，开始讲述他的主题———《行动起来，切断利益输送链，从源头和渠道上治理电话诈骗》，全场的镜头全部对准了他。

　　在陈伟才的发言稿中，电话诈骗让人“痛心疾首”是有一系列数据可以佐证的———公安部统计，2013年电话诈骗发案30万余起，群众损失100多亿元，比2012年分别上升77%、25%，其中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90%以上。

　　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，陈伟才想表达的其实是———运营商在这个“诈骗蛋糕”中获得10%的利益，银行则在这个蛋糕中获得3%的利益，为了这13%的利益，事主需要付出100%的代价。

　　陈伟才认为，解决电话诈骗乱象无非要解决两件事———是把虚拟改号的电话拦截下来，不能让这些伪号接通电话用户，这个是“源头”，如果能做到这步，他说，为了这种“小利”，以公众被骗1000万元为例，运营商只赚100万元，而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还需跨境进行，国家为此要开支200万元。

　　如果“源头”拦截不成功，这些虚拟改号可以“无障碍”进入手机怎么办？“如果‘死猪’不怕开水烫，就只能找银行了，就是即便钱骗到进了账户，不要让他取走”，陈伟才认为，拦截电话诈骗的第二道“关卡”是银行，他认为银行应该“管好”银行卡，而非现状的无限制发放银行卡。

　　据饼图显示，100亿元被骗走的话，过程中银行收取多级转账、取现手续费等费用，会有3亿元左右的收益。

　　从2010年提出手机实名制到2013年提出对运营商和各地非法电话企业的纵容，再到今年提出“切断利益链”，陈伟才三个建议的关键词仍是希望“电话诈骗”能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。

　　作结语之际，除了对“两高”提出从源头和渠道治理电话诈骗，陈伟才“呼唤”汤唯“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挽回部分损失”。他说，目前已有民事诉讼的成功案例，让事主获得银行20%的赔偿，他认为，事主多打一点官司，电话诈骗一定会减少。

　　两大问题

　　(一)运营商的问题

　　网络改号电话泛滥成灾；捆绑电话业务管理混乱；一些员工非法出租网络电话线路参与犯罪;手机实名制未落实，警方每打掉一个电话诈骗团伙，都能缴获成百上千张无记名手机卡，仅温州一家淘宝店，每年销售的电话卡就达3 0 0万张，都无需实名登记；

　　(二)银行的问题

　　银行卡发卡泛滥、实名制未落实，深圳侦办“4·4”被骗2264万元一案中，缴获1720张作案用银行卡，无一张是实名办理登记。台湾警方经常发现从大陆运来一整包一整包的银行卡；银行网络在境外转账、分解资金毫无限制，赃款数分钟内在境外被卷走。

　　两大建议

　　为从源头和渠道上治理电话诈骗，建议：

　　一、两高出台司法解释：将出售、购买信用卡行为纳入出售、购买伪造信用卡行为，按照刑法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处罚。

　　二、高法通知各级法院依法受理、立案和审判涉及电话诈骗的民事诉讼。

　　由于用户交付来电显示费用，按电话条例要求，运营商应提供“准确的号码”，而却提供虚假号码致用户被骗，适用《侵权责任法》应负民事赔偿责任。民事诉讼是“不告不理”，全国被骗用户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，并向法院立案庭提交证据包括：

　　1.民事诉讼状；2 .身份证明材料；3 .银行账户信息；4 .支付诈骗款项的凭证；5 .电话用户资料；6 .与诈骗相关的短信、通话清单。

　　机关重重　步步惊心

　　电话诈骗团伙如何炼成？

　　跨境电话诈骗犯罪集团的“老大”是团伙总头目，以台湾人为主，一般的组成是“合伙股东”

　　跨境电话诈骗犯罪集团的“老大”是团伙总头目，以台湾人为主，一般的组成是“合伙股东”。

　　团伙总头目分别“单联”以下几方：与网络电话技术保障组联系，获得通讯支持；与话务团伙窝点联系，并出资组建；与取款头目联系，监控诈骗款动向；与洗钱组联系，诈骗成功之后立刻获得分成。

　　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：电话诈骗犯罪已演化为3个相互依存、相互合作的产业链，团伙运作变成了体系运作，原来取款的发展坐大为地下钱庄，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；原来做技术维护的发展坐大为电话线路“供应商”，专门负责租赁服务器，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，提供任意改号、群呼群叫服务和线路维护，出租给若干个骗子使用；原来拨打诈骗电话的，专司骗术，负责设窝点，拨打电话诱骗百姓上当。也就是说，当前的电话诈骗犯罪一般由3个相对独立的犯罪主体组成，每实施一起诈骗案件都需这3个犯罪主体合作完成。三个团伙之间大多互不见面，以租金、提成等金钱为连接纽带。

　　几通电话如何骗得受害人转账？

　　话务团伙窝点专业到什么程度？如果事主回拨会有电话录音自动回复，在通话过程中甚至有“情景配音”

　　为什么人们会将钱转到一个素不相识人的账户？陈伟才列举出目前普遍的诈骗手法———“邮包涉毒”，过程大概如下：事主接到一个固定电话号码呼叫，被告知“你有包裹，但是地址不详，无法送达，如有疑问，请回拨×××号咨询(一般是单号或固定电话号码)”，如果事主回拨，就会与诈骗团伙接上线。

　　然后，事主会被告知“资料不详，报上姓名以便核对”。然后，下一个话务员拨通事主电话，谎称是警方“发现包裹涉毒”。随后，“检察院”、“法院”的电话陆续拨入，终告诉事主“如果你不是涉毒，就是个人信息被冒用”，以“你的账户已经被犯罪分子操控”等理由，说服事主将钱转到“国家银行管理局有公检法监控的安全账户”，这个“安全账户”，其实就是诈骗团伙收钱的账户。

　　通过连续五六个不同“角色”的电话接入，并且全部都是显示当地官方号码，事主通过拨打114“核实”之后，信以为真，将钱汇入指定的“安全账户”，终上当受骗。

　　操办这个流程的是“话务团伙窝点”，这个团伙一般由约20人组成，全部是团伙头目从各省份招聘回来的，统一培训，在每次诈骗中，每个人只扮演一个角色，可谓绝对专业版的cosplay。

　　话务团伙窝点一般布点在东南亚各地，全部从大陆招聘到当地进行专业培训和专业角色扮演，专业到什么程度？如果事主回拨会有电话录音自动回复，在通话过程中甚至有“情景配音”，比如“公安”打过来，背景音乐会听到其他“公安”也在打电话“处理警情”。

　　骗到钱后如何“逃避”银行冻结？

　　台湾街头，团伙里的摩托车手一接到指令，就奔向各个有银联A T M机的银行网点取钱

　　当事主将钱汇到骗子指定账户之后，如果发现自己“上当受骗”，大可“冻结”账户，对骗子来说，“时间就是金钱”，如何以快的速度将这些账户上的钱拿到手上？

　　“你知不知道现在电话诈骗三分钟钱就能去到美国和台湾”，陈伟才描述诈骗款被取走的“神速”。要完成“快速取钱”需要两个环节。个环节是要让洗钱组对“安全账户”的钱进行转账拆分，比如100万元，要拆分成50个账户，每个账户存2万元(因为银行ATM机每日取款额度是有限制的)。洗钱组一般通过网银完成这些操作。

　　洗钱组将钱从“整”拆为“零”，并由“取款团伙”接手将钱取出。一个“有能耐”的团伙可以在1小时内全部取出2000万元，取款头目下面可能会有10个“车手组”分头作业，每个“车手组”会有若干个车手。台湾街头，团伙里的摩托车手在各个有银联A T M机的银行网点前“飞车”取钱，由于每张卡只能取2万元，一个车手一般不能去太多的地方，否则会耽误时间，而且他们基本只选择摩托车而非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，因为这样“足够快”。

　　万一未在规定时间将钱取出，而被事主报案并进行账户冻结，取款团伙是要向团伙总头目赔偿的，因为由于他的“手慢”，让整个团伙“失利”。

　　用于转账的众多银行卡来自何方？

　　提供身份信息及证件的群体，除了群众演员、建筑工人，甚至还有大学生

　　无论是诈骗分子对事主指定的“公检法安全账户”，还是取款团伙每次只能取2万元的银行账户，取款的“载体”全部来自大陆境内的银行卡。

　　如果骗取1000万元，需要500万张银行卡才能分拆账户并取出存款。而且取款后的卡一般都作废，巨量银联卡从何而来？

　　据参与过这类案件的警察说，目前这种银行卡办理服务非常成熟。以北京为例，那些聚集在北京电影厂门口的群众演员也是办卡对象，办卡方式有两种———如果是本人自己去办卡再上交给买卡嫌疑人，这样大概获利200元，但如果只是提供身份证需别人代办，则可能只收入50元。

　　据称，这些提供“身份信息”的群体中，除了群众演员，还包括工地的建筑工人甚至有大学生。而农村的提供者则更加“简单粗暴”，农民直接将身份证卖给收卡人，然后挂失身份证重新补办，收卡人则拿着“别人”的身份证去办卡，而银行对“是否本人来办卡”的识别是有限的。

　　显示“官方电话”为何会是骗子？

　　团伙技术人员远程进入我国程控网，将境外网络电话显示号码修改为“官方电话”

　　为什么来电显示为公检法部门的“官方号码”，却是“诈骗电话”？完成这项统筹工作的是“网络电话技术保障组”。这个保障组通过向掌控电话资源的团伙购买或承租电话网络资源，“资源”初的源头来自运营商，一级运营商一路向下发展至二三四五级运营商甚至个人，后“保障组”从他们手上购买“资源”，并向话务团伙窝点提供“资源”和技术支撑。

　　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，目前境外改号网络电话进入大陆的渠道有三个：一是通过广州、上海、北京三个国际端口局落地进入我国程控网。如“9·28”专案，专案组共截获2400万条诈骗电话数据，这些改号的网络电话，就是骗子经新加坡电话公司、香港M 800公司在广州国际端口局联通公司对接落地。

　　二是各地电话企业违法开办网络电话业务，将境外改号诈骗电话落地对接进入程控网。如“3·10”专案，专案组截获84万条诈骗电话数据，这些改号的网络电话，都是骗子经广东清远联通公司、广州国际端口局联通公司落地打进百姓家。

　　三是铁通香港公司非法落地境外改号电话并接入内地程控网。如“10·11”专案，专案组仅半年时间就截获2100万条诈骗电话，这些改号为境内公检法机关号码的网络电话，都是从铁通香港公司落地，通过各地铁通公司进入程控网。

　　取款团伙取款后如何“分赃”？

　　整个跨境电话诈骗犯罪集团的利益链是这样的：

　　，话务团伙窝点的话务员收入一般是“底薪加提成”，有说法称是5000元左右的“底薪”，提成则按照“成功率”和诈骗额度等因素进行提成。

　　第二，洗钱组从“公检法安全账户”取钱后，一般自提5%的利润，然后将剩下的钱“传给”取款团伙。

　　第三，取款团伙其实要做两件事，一是要准备巨量的银联卡，“下线”自然是收卡的人;二是要快速取款，取款未遂“车手”甚至有可能被警察逮住。所以“成本高”，而回报也相对高，取款团伙会获得12%的利润。

　　第四，取款团伙取到“散钱”之后并且提取利润，然后将剩下的赃款重新“化零为整”传到统一账户，回到下一轮的洗钱组手上，这些洗钱组按此前的分赃方案，将账款按照比例分别汇入团伙总头目、网络电话技术保障组、网络改号线路提供者的账户，前者占利润的40%，后两者则占10%。